百万吨级以下钢厂或重组或出局
根据1913年的一项统计，在洛杉矶等四个城市，地产特别费占到这些城市市政收入的20%，在所有人口超过10万人城市中的占比也达到12%。
可以消极违抗的一般不用积极抵抗，能够用言词拒绝的一般不应诉诸肢体，能够用肢体拒绝的一般不应诉诸器械。中国地震局《地震行政执法规定》（1999年）第20条（不按规定表明身份的，当事人有权拒绝检查和处罚）。
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26]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11条规定：行政处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无效：一、不能由书面处分中得知处分机关者。例如，从书面文件中不能获知做出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没有实现可能，它是无效的，但可能不存在公民拒绝的问题。[67]在王选林诉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行政拘留案中，泸州市中级法院二审判决认为，阻挡合法的执法行为属违法行为，而阻挡违法的执法行为并非均属违法。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在中国学术界面临激烈的争论：有的坚持绝对公定力理论[21]。
在减轻农民负担、保护企业合法自主经营上，相关规定尤其密集。虽然多数学者似乎乐于接受行政行为无效和公民拒绝权的主张，但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始终不绝。行政权中有一个重要权力是自由裁量权，这一权力在各国的法律制度中基本上都予以确认，就是允许行政系统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对属于行政系统的自由裁量权司法系统最好不要过多干预，这是现代一般国家的行政法理论。
与之相比，行政自由裁量权则要复杂得多，笔者曾经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领域作过描述，指出其存在于幅度范围与空白地带两种情况之下。[18]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7页。第一，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主体是人民法院。但事实是，行政法规范一般只规定行政行为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规定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而对行政行为中具体的行为方式并不一定有严格规定。
最初，行政行为包括根据公法或私法采取的一切行政措施。但有些国家在建构其司法审查制度时则是另一种情形，其所关注的是行政权力的行使，或者司法审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制约行政权力与保护社会公众的双重价值。
这其中的道理是非常清楚的，尤其在我国行政实在法还存在较大不足的情况下，促使行政权行使的理性化将是目前我国司法审查的一大历史使命。如果届时能够在行政诉讼中确立合理性审查的制度，那么，人民法院就有权在司法审查中对行政成本进行权衡。以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为例，在该解释将行政诉讼法的相关内容细化以后，一些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就感到极大的不适。目前对行政相对人的消极可以通过行政不作为诉讼进行救济，而对国家的消极则无法救济。
二是在行政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在这个过程选择中必然存在行政成本问题，即选择此一行政过程即可能会增加社会财富，并符合当事人利益。[1]《行政诉讼法》的修改面临对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中一系列宏观、中观和微观制度的调整，有些甚至会涉及到司法审查的制度格局，其中合理性审查的问题就成了人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笔者认为，在日后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确立行政成本控制原则，建立行政公诉制度，概括规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拓展行政诉讼判决类型。
司法建议可以在判决行政机关败诉的情况下作出，也可以在判决行政机关胜诉的情况下作出，其主要针对的是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存在的程序上或实体上的些许瑕疵。在讲求法治的今天，我国现行司法审查制度无疑是轻视或忽略了合理性司法审查的地位和作用，与现代法治精神是不符的。
由于人民检察院在行政诉讼中与在刑事、民事诉讼中有完全不同的权力范畴，故而将其作为一个特有原则规定下来是顺理成章的。毫无疑问，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不仅仅是一个行政法学的理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应当成为行政法治实践问题，即我们应当用行政实在法将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规定下来，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方式对行政成本权衡的一些具体事项作出规定。
然而，行政法治实践中的事实是，一个抽象行政行为常常会导致若干具体行政行为。美国学者戴维斯就曾尖刻地指出：当私方当事人就其所认为的政府官员造成的非正义诉诸法院寻求救济时，政府或许可以：第一，尽其所能促成根据实体内容做出司法判决。在我国还没有确立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制度的情况下，我们从理论上先行探讨行政成本权衡的领域是十分必要的。[15]由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行政行为无论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其都是行政主体对有关的行政事务进行处置时采取的一个手段，行政行为是对行政主体采取的行政手段的一个抽象。上列三个方面是我们研究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切入点。正如法国学者迪韦尔热所分析的：人们发现刻板的官僚模式使它难以适应新情况。
[11]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于两种情况下，第一种情况是‘空白地带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理论以及有关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法律原则要求选择必须适度，即不能使自己选择的标准与行为性质应该承受的结果不一致。
如果否定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的权力，必然意味着将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司法审查局限在一个极为有限的范围之内，也就不可能对行政权进行有效的控制。（4）拓展行政诉讼判决类型。
易言之，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深度与广度仅仅与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保护联结在一起，当然这也可以算作行政诉讼制度的模式之一。司法审查的内涵在我国是比较清晰的：一方面，我国的司法审查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3）概括规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此种复杂的程序规则使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有诸多的程序选择，如在一些行政处罚中既可以选择一般程序又可以选择简易程序等等。至于实务准备不到位，是说不论立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尤其行政机关还只能够适应目前《行政诉讼法》的内容，对于一些新的内容既无思想上的认识，也无制度上如何承受的准备。如果将司法建议改为判决就使其有了与其他判决一样的拘束力，行政主体如果不予接受，人民法院便可以采取司法强制。
同时，还有行政机关不对行政相对人履行职责时的履行判决等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所突出的都是形式要件。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因为司法审查是由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主持进行的，因此，行政成本权衡的主体亦应当是人民法院，似乎不存在任何争论。[18]依其论点，行政权的一端是主权者，如果我们对主权者作一个相对概括的理解的话，它便指的是国家及其国家政权机构的整体，如果作相对具体的理解的话，则主要指表达国家意志的立法机关。
（二）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19]如《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上海市政府2010年1月11日第67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0年5月1日起施行）第6条规定：（制定主体）下列行政机关可以制定规范性文件：（一）市、区（县）和镇（乡）人民政府。
十一届全国人大期间是否一定能完成对该法的修改，仍有很大疑问。第三，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标的是行政权力。《行政诉讼法》作为权益或权利救济的法律究竟应当救济何种权（利）力，便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行政处罚法》有严格规定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在其他的行政行为中情况则更加复杂
但即便一方当事人决定提起诉讼，也不必然引发行政诉讼程序。（三）预审程序及原则 [4]预审程序指在正式开庭前，为查明案件事实情况及法律问题而由预审法官研读相关诉讼材料并采取相应预审措施以使案件处于可以判决状态的诉讼程序。
经过多次立法改革和长时间的行政司法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经2000年6月30日法律对紧急审理程序作了重大调整之后，法国已形成比较发达和完备的紧急审理制度。与司法法官不同，行政法官并不享有终身不可罢免权。
但这又与行政法官的职责定性相背，在理论上难以协调。而否决第二项建议的原因则在于特别法院在旧制度时期早已声名狼藉，不管在情感上还是在理智上都难以肩负受理行政裁判之重责。
